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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总理的大仁、大义、大智、大勇


发布日期:2022-04-05 10:05    点击次数:173


著名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曾经这样评价周总理:“他或许是当今最富有才智的政治家,有着极大的自我克制力,而且很敏锐,能忍耐,有远见。”

确实,周总理以其博大的胸怀、卓越的能力、完美的品质,赢得了全世界人的尊敬与爱戴,有人评价说:“中华民族那些最好的美德,都在周恩来的身上体现了出来。”

下面,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周总理的“大仁、大义、大智、大勇”。

周总理的“大仁”

何为“仁”?儒家说:“仁者,爱人也。”墨家说:“仁者,仁爱也。”

古往今来,具备“仁”的人很多,但如果说到“大仁”,能做到的就不是那么多了。

所谓“大仁”,就是在“仁”的基础上,具备广阔的历史视野与现实深度,对更广泛的人群拥有仁心。

周总理的“大仁”,就体现在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“两弹一星”工程上。

二战末期,美国第一次在日本使用了原子弹,从此揭开了“核讹诈”的序幕,尤其是新生的中国,更是受到了美国不间断的“核讹诈”。

以毛主席和周总理为代表的领导集体,早就意识到了核武器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,周总理说过:“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,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,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,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国家。”

不过,新中国刚刚成立,人民连饭都吃不饱,各种技术条件更是谈不上,拿什么来研究核武器呢?因此,很多同志都对研究“两弹一星”有意见,认为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,不如先把这些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面,先让老百姓吃饱饭再说。

但是,周总理看的不是眼前的困难,而是更加远大的目标,为了新中国的长治久安,必须要研制出中国自己的原子弹,打破美国人的“核讹诈”,正如陈老总所说:“脱了裤子当掉,也要造出原子弹!”

比如有一次,酒泉导弹基地断粮了,很多科研人员没饭吃,周总理听说后,立刻去帮他们筹集粮食,对大家动情地说:“导弹是什么?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鲲鹏,在展翅高飞。现在只有让这只鲲鹏吃饱,才能飞得更高。宁可我们少吃一口,也不能饿着科学家!”

周总理还专门作出指示:“先让科学家和技术工人、战士们吃饱,绝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搞原子弹!”

正是在周总理的强力支持下,新中国的“两弹一星”研究一直没有中断,最终迎来了原子弹、氢弹的相继爆炸成功,轰动了世界!

小平同志后来说过:“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、氢弹,没有发射卫星,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,就没有这样的国际地位。”

周总理的“大义”

邓颖超是周总理的伴侣,相爱一生,扶持一生,但是在利益与责任面前,周总理却对邓颖超非常苛刻,体现了他的“大义”。

周总理早在1925年8月8日两人结婚时,就给邓颖超立下了一条规矩:“我们可以在一起工作,但不能分在一个具体的部门,这样会说不清楚,对革命事业不利。”

建国后,周总理对邓颖超的要求更加严格。有人提议让邓颖超出任部长级别的干部,邓颖超也有这个能力和资历,但周总理坚决反对,说:“我如果安排她去当某一个部的部长,那么她的那个部发出的文件、指令,别人就会误认为有我的意见,叫人家不好办。这样,我们把家庭关系和革命工作搅到一起,就不利于我们革命事业的发展。”

1974年,毛主席亲自提名邓颖超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,大家也都一致举手同意,但是,周总理还是给拦住了,坚决不同意。

对此,很多人都看不过去,为邓颖超打抱不平,比如周总理的老朋友张冶中就“抱怨”说:“你这个周公,我看太不周到了。”

周总理笑着说:“这是我的家事,先生就不要过问了。”

后来,周总理不容置疑地说:“只要我当一天总理,她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!”

对于丈夫的“苛刻”,邓颖超一直没有怨言,因为她知道丈夫的良苦用心,因此,在周总理生前,邓颖超长期从事妇女工作,地位一直不是很高。

直到周总理去世后,邓颖超才在大家的一致推举下,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、全国政协主席等职,成为重要的领导人。

邓颖超在晚年时,感慨地说:“当总理的夫人其实很难。定工资时,蔡大姐定为三级,我按部级也该定五级,可报到他那里给划为六级;国庆10周年定上天安门的名单,他看到有我的名字又给划掉了;恢复全国妇联时,他也不同意我上。就是因为我是他的妻子,他一直压低我。”

这就是周总理的“大义”,再看看现在的有些官员,恨不得把所有的亲戚都安排进去,其境界何止天上地下!

周总理的“大智”

正如韩素音所说:“他(周总理)或许是当今最富有才智的政治家。”在周总理波澜壮阔的一生中,有很多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手笔,都体现了周总理无与伦比的智慧,比如西安事变。

1936年12月12日,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,扣押了蒋介石。

消息传到延安后,大家非常兴奋,纷纷要求枪毙蒋介石,为死难的红军将士们报仇雪恨!

但是,周恩来认为,蒋介石不能杀。

当时,日本不断挑衅,即将全面侵华,蒋介石虽然反动,但还有一点民族主义情结,如果真的爆发了抗日战争,蒋介石还是非常有用的。而如果把蒋介石杀掉了,南京政府换上亲日派的何应钦,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了!

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说:“蒋被扣押后,日本有可能扶持亲日势力在南京搞政变,以及在陕西临潼地区增加兵力,这样就等于把蒋以及蒋身后的英美势力往我们这边推。南京政权的存在,对我们有好处,所以我们要严防日本在南京搞一个傀儡政权。”

于是,中央决定派周恩来、博古、叶剑英赴西安,尽量和平解决这次事变。

在路上,周恩来听了相关汇报后,认为地方军阀有可能利用张、杨扣蒋的行为发动内战,扩大地盘,于是,周恩来立刻给延安发电报:“在战略上,我们必须保住蒋介石的生命,以稳住中央系。……只要蒋确有诚意抗日,则可释放蒋回南京。”

在与张、杨会面时,周恩来明确表示:“蒋介石确实有罪,但现在杀蒋,只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,反而对日本有利。”

周恩来还提出,之后的谈判地点由西安改为南京,突显南京政权的领导地位,有利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。

周恩来以极大的智慧与个人魅力,很快就折服了张学良与杨虎城,二人对周恩来非常信任,最终接受了周恩来的主张,让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,也迎来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局面。

周总理的“大勇”

周总理一生致力于革命事业,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,只要是对革命有利的,他虽赴汤蹈火,都义不容辞,体现了他的“大勇”。

同样以西安事变为例,蒋介石回到南京后,背信弃义,扣押了张学良,东北军群龙无首,人心惶惶。

王以哲主张和平救张,孙铭久等人则主张武力救张,两派最终火并,王以哲被杀,东北军更加混乱。

在这种情况下,周恩来是很容易被一些激进派当成靶子的,因此,大家就劝他不要参与东北军的内部事务,但周恩来说:“这不是一家之事,事关抗日大局,我个人安危算什么?”

随后,周恩来就冒着危险去王以哲家吊唁,尽最大可能维护东北军的团结。

周恩来深入虎穴,让中央非常担心,通知他们立刻转移到三原地区。但是,周恩来说:“我还是留在西安为好,不然,我军的联络处在西安就留之无名了。我留下来,能证明共产党是热爱和平反内战的,向国民党方面表明我们的诚意。”

历史证明,周恩来的选择是正确的,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。

1946年1月30日,周恩来乘坐美军的飞机飞往重庆,同行的还有叶挺的女儿叶扬眉等人,结果飞机遭遇了一次险情。

飞机要飞越巍峨的秦岭,必须先爬高5000米以上的高度,所以飞机的震动特别大,美军飞行员说,大家赶紧把行李都扔下去,减轻重量。但飞机还是飞行困难,大家就开始准备跳伞逃生。

可是,周恩来突然发现,叶扬眉因为是小孩子,没有给她准备降落伞,周恩来二话不说,立刻把自己的降落伞给叶扬眉背上,说:“不用怕,周伯伯在这里。”

大家都愣住了,要是周恩来出了事,后果不堪设想,就纷纷劝他不要这么做,但是,周恩来没有丝毫惊慌,平静地说:“叶挺将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正在监狱里受难,生死未卜,如果我们连他的孩子都保不住,如何对得起叶将军?再说,我们并不一定会掉下去,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脱险的!”

好在吉人自有天相,飞机很快就平稳了下来,大家也都长出了一口气。

这就是周总理的大仁、大义、大智、大勇,正如有人评价的那样:“中华民族那些最好的美德,都在周恩来的身上体现了出来。”